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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央企业“AI+”专项行动最初阶段，政策重点更多聚焦于“企业要不要重视AI”“哪些高价值场景值得布局”“算力、数据和模型如何夯实基础”。但从2025年开始，国资委的表述已经明显变化。中央企业“AI+”专项行动深化部署会明确提出，要强化深度赋能，强化行业协同、扩大开放合作；后续媒体则进一步提出，要继续深化与各方协同合作，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也就是说，国资委已经不把“AI+”简单理解为央企各自推进的技术项目，而是把它放到更大的产业协同和创新体系中来理解。

这种变化并不是措辞层面的调整，而是政策判断的升级。因为人工智能越往深处走，越不是某一家企业凭借单一资源就能独立完成的事情：高价值场景需要行业龙头和下游用户共同验证，行业数据需要多主体协同汇聚，算力和模型能力需要平台化供给，技术落地又往往需要民营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共同参与。正因为如此，国资委才会在2026年中央企业“AI+”专项行动深化部署会上进一步提出，要构建科学有效的产业协作、经营管理机制，并切实当好产业体系化布局的组织者。这个“组织者”角色，本质上就意味着国资国企未来不仅要做应用者，还要做生态连接者。

开放协同之所以在当前阶段变得重要，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，国企“AI+”已经从内部试点推进到需要外部联动的新阶段。2025年8月，国务院国资委发布首批40项央企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，并正式建设“国资央企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库”。官方表述非常明确：下一步要以场景库为基础，推动央企持续挖掘、积极开放行业核心场景，协同各方共建共享，打造更多应用标杆，推动从“盆景式”试点走向“雨林式”规模应用。

这意味着，场景开放已经成为国资国企推动AI落地的重要机制安排。过去很多企业更习惯把场景作为内部资源看待，更多围绕自有系统、自有业务和自有流程做改造；而现在政策正在推动企业把成熟场景、关键需求和行业难题以更开放的方式释放出来，让技术供给方、科研机构、平台企业和上下游伙伴共同参与解决方案构建。对国企而言，这种转变非常关键，因为它意味着“AI+”推进逻辑正在从“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升级”转向“围绕行业问题的协同式创新”。

从人工智能产业规律看，越是进入深水区，越需要算力、模型、数据、场景、资本、人才和产业链协同发力。中央企业“AI+”专项行动的阶段性进展已经说明了这一点：中央企业在应用、算力、数据、模型等关键领域同时发力，三大运营商建成4个“万卡集群”，高价值场景已超过千个，通用大模型开始赋能外部单位和重点行业。但即使如此，国资委仍然反复强调“深化与各方协同合作”“强化开源开放协同”“推进产业共同体建设”，本身就说明单家企业独立推进的边界正在越来越清晰。

现实中，很多高价值场景都不属于单一企业可以闭环解决的问题。例如，能源、电网、交通、制造等场景往往横跨设备供应、软件平台、行业知识、运行数据和标准体系；即便国企掌握核心场景，也不意味着其同时具备最强的算法能力、模型能力和工具链能力。相反，很多真正有穿透力的解决方案，往往来自“场景在央企、技术在科技企业、研究在高校院所、工具链在平台企业、资本在产业方”这样的协同结构。正因为如此，国企“AI+”越往后走，越需要从“自己做项目”转向“组织各方共同做成能力”。

人工智能项目从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，表面上看是技术成熟度问题，实质上往往是生态成熟度问题。2025年7月上线的“焕新社区”，之所以被国资委定位为面向全社会的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创新载体，核心并不只是要“提供一些资源”，而是要把原本分散的算力、模型、数据、国产化工具链和场景需求汇聚起来，降低技术使用门槛，提高AI技术普惠性，推动成果高效转化。新华社和中国政府网披露的信息显示，“焕新社区”不仅提供算力、模型、数据、场景等核心功能，还首批开放了16个行业共40个央企高价值场景。

这说明，规模化落地真正需要解决的，不只是“有没有一个好模型”，而是“有没有一个足以让更多主体接入、试验、复用和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”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态，AI应用很容易停留在点状突破；有了平台化、社区化、共同体化的生态载体，企业场景才更容易转化为产业机会，技术资源才更容易转化为行业解决方案。对地方国企来说，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因为很多地方国企并不具备全栈建设能力，更适合在成熟生态中借力，而不是孤立推进。

2026年初，国务院国资委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，将聚焦具身智能、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，探索组建“AI+”产业共同体，加大场景对外开放力度；2月，央企“AI+”具身智能产业共同体正式成立。新华社披露，这一共同体由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，联合中央企业、民营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多方合作伙伴共同打造，下一步将围绕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示范、高质量数据集汇聚、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产业生态协同共创、产融对接赋能实体等五方面推进工作。

这一变化很值得重视，因为它表明“开放协同”已经不再只是倡导层面的原则，而开始进入有组织、有机制、有重点任务的实施阶段。共同体的意义，不是简单把一批企业拉进同一个名单，而是让不同主体围绕共同场景、共同问题和共同资源，建立起更长期的协作关系。对国企而言，这样的共同体机制有两个直接价值：一是有助于把原本零散的合作项目纳入更稳定的合作框架；二是有助于让AI推进从单一场景试点，走向数据共建、术攻关、应用验证和产业转化的联动过程。

如果说产业共同体更多承担的是“组织协同”功能，那么“焕新社区”承担的则是“资源汇聚和开放供给”功能。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政府网公开信息，“焕新社区”已正式上线，能够提供“算力、模型、数据、国产、场景、专区”六大类核心功能，汇聚超2000卡规模国产算力、244个行业垂类大小模型、近16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，并首批开放40个央企高价值场景。

到了2026年2月，国资委又在深化部署会上提出，要加快推动开源“焕新社区”迭代升级，努力成为“赋能型企业”，并在AI重点企业集中入驻后构筑更大的“生态圈”“朋友圈”。新华社同时披露，“焕新社区”用户规模已实现10倍增长，免费开放国产智算芯片2200卡、汇聚4700余个模型和1200个数据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“焕新社区”已经不只是一个静态展示平台，而正在成为国资国企推动人工智能开源开放、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础设施。

场景库的意义在于，它把原本分散在企业内部的场景经验沉淀成可观察、可比较、可共享的资源。国务院国资委在发布首批40项高价值场景时就明确提出，要以场景库为基础，推动央企持续挖掘并积极开放行业核心场景，协同各方共建共享，推动形成更多应用标杆。换句话说，场景库并不是简单的案例汇编，而是把“试点经验”转化为“复制逻辑”的制度安排。

对地方国企而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很多地方国企最缺的，不是“听说过AI”，而是缺少足够稳定、足够可靠、足够可借鉴的应用标杆。场景库、开放社区和产业共同体三者结合起来，实际上正在为地方国企提供一种新的进入路径：不必从零开始摸索，而可以从已公开的场景、已开放的平台和已形成的协作机制中借鉴经验、寻找伙伴、验证路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开放协同的真正意义，并不只是“大家一起合作”，而是把国资国企“AI+”从少数企业的先行探索，逐步推向更多企业能够参与、能够借力、能够复制的新阶段。

对大多数地方国企而言，参与“AI+”生态的第一步，未必是自建模型、自建平台或自建全套技术体系，更现实的路径通常是从开放场景切入。因为地方国企在很多行业中掌握真实业务流程、真实运营数据和真实管理痛点，这些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场景资源。当前政策又明确鼓励场景开放和高价值场景库建设，这实际上为地方国企提供了新的进入方式：以场景为入口，以问题为牵引，在开放协同中寻找最适配的合作伙伴和最现实的推进路径。

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，地方国企不需要一开始就承担过重的技术建设成本，而可以先围绕主责主业，把“哪些问题最值得解决、哪些场景最值得先开放、哪些环节最具协同价值”识别清楚，然后在更成熟的生态中完成技术对接和方案验证。相比“先建平台再找场景”的做法，这种“先找场景再借力生态”的路径更稳妥，也更符合地方国企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的现实要求。

地方国企参与“AI+”生态，还需要一个思维转变：不能只把外部合作理解为“一次合作项目”，而应逐步把自己放到更大的产业协同体系中思考。国资委在2026年2月的部署会上明确提出，中央企业要构建科学有效的产业协作机制，推进“AI+”产业共同体建设，不断涵养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。这意味着，未来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，推进“AI+”都不应只追求一次性技术采购或单点项目落地，而应思考“自己在整个生态中的位置是什么、能提供什么、需要借什么、如何形成长期协同关系”。

对地方国企来说，这种生态参与思维尤其重要。因为地方国企通常具备在地场景、资源整合、政企协同和长期运营的优势，但在模型、工具链和平台化能力上未必占优。如果仍以“项目甲方”心态推进，容易停留在采购逻辑；如果转向“生态协同者”思维，就更容易找到自身在产业共同体、场景开放和资源协作中的独特位置。换句话说，地方国企参与“AI+”生态，不只是为了“买到技术”，更是为了在新一轮产业协同中形成属于自己的能力节点。

当前政策部署和实践进展看，国资国企“AI+”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：前期更强调“有没有布局、有没有场景、有没有底座”，而下一阶段更强调“能不能协同、能不能开放、能不能形成生态”。国务院国资委连续提出要强化行业协同、扩大开放合作，建设高价值场景库、上线“焕新社区”、探索并推动“AI+”产业共同体建设，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如何把人工智能从企业内部的局部试点，推向产业层面的规模化赋能。

对地方国企而言，这一变化意味着角色也必须跟着变化。未来地方国企不能只把自己看作“AI技术的使用者”，而更要把自己看作场景供给者、生态参与者和协同推动者。谁能够更早从封闭推进转向开放协同、从单体项目转向生态参与、从资源占有转向资源组织，谁就更有可能在这一轮国企“AI+”深化推进中形成真正的主动权。归根结底，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竞争，不只是技术竞争，更是生态竞争；而开放协同，正在成为国资国企把“AI+”做深做实的重要方法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