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国企改革的九大趋势

过去的国资监管侧重于审批与防范流失，而在“管资本”深化背景下，监管机构与城市国企的关系正在重构。监管层越来越注重“放活”与“管好”相统一：通过制定动态优化的权责清单与授权放权清单，将日常经营自主权真正归还企业；同时，运用数字化手段推进穿透式监管，注重在战略规划、资源对接、信用协同与跨部门协调上为企业赋能，形成“监管 + 赋能”新型治理生态。

近期，珠海、长沙、海口、烟台、潍坊等多地相继掀起新一轮国资重组整合浪潮。这一轮重组彻底摆脱了过去“简单拼盘、凑数评级”的旧路径，紧紧围绕城市定位与发展短板推进战略性调整：

• 纵向上服务重大战略：主动承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与城市总体规划，在关键民生保障与新基建领域发挥兜底骨干作用；
• 横向上补足城市产业短板：聚焦核心产业链短板与高精尖赛道，推动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，真正做到“城市需要什么，国资就聚焦什么”。

在地方招商机制改革与防范“内卷式”招商的背景下，城市国企成为汇聚先进创新要素的战略抓手。其整合发力点集中在两端：

• 投向两端发力：传统支柱产业通过智能化、绿色化“存量焕新”；战略性新兴产业（如低空经济、新能源、数字经济）通过直投或基金化“增量卡位”；
• 主体资本化运作：以上市公司为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。随着国资委全面推开“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考核”，城市国企对上市平台的市值维护、资产注入与资本运作能力将面临全面检验。

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国企改革会议上明确强调“强化无关多元、多层架构、过度负债等管控”。城市国企必须坚决破除“什么热做什么、什么大做什么”的粗放惯性：

各级国资平台须精准核定主责主业目录，对非主业投资实行严格的比例红线与负面清单管理；大刀阔斧清理“两非”（非主业、非优势）与“两资”（低效资产、无效资产），压缩法人管理层级，使企业精力全面回归主赛道。

新《公司法》的施行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迈向全新阶段。治理结构将呈现三大核心变革：

• 突破传统双层制架构：部分城市国企将探索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，减少重叠层级，提升治理决策效率；
• 做实外部董事占多数：进一步提高外部董事的专业水准与履职行权质量，建立专职外部董事评价与交流机制；
• 清单化界定党委会与董事会权责：清晰厘清党委“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”前置研究与董事会“定战略、作决策、防风险”的边界。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“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，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，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”。未来考核机制将呈现两大跃迁：

• 分类改革再深化：对准公益类、功能类与竞争类企业实行严格的分类监管、差异化核算与精准补贴；
• 双轨考核并行：除了看“一利五率”等经济财务指标，重点引入战略使命与功能价值评价，全面核算国资在服务城市安全、基础设施保供、重大战略落地等方面的综合贡献。

面对严监管与防风险的高压态势，传统的“各自为战”风控模式已难以为继。城市国企必须搭建法务、合规、内控、风险“四位一体”的大风控体系：

打破部门壁垒，推动内控流程嵌入日常业务审批链条，实现风险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、事中控制转变；针对重大投资、境外合规、招投标等高风险领域实行穿透式全过程审查。

科技创新不再是央企与科研院所的专属，城市国企正加快向创新策源主体蜕变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“科改企业”与“双百企业”的政策指引为体制松绑提供了充足工具箱：

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，将科研投入在考核中视同利润加回；用好首台（套）装备首购首用机制，并在薪酬、容错免责与资本运作上给予突破性支持。

体制机制活力的终极来源在于对“人”的有效激励。城市国企正打破单一固化薪酬模式，积极落地现金类与权益类多元中长期激励工具：

在充分竞争的子企业、混合所有制企业与科技型企业中，广泛探索超额利润分享、岗位分红、项目跟投、员工持股与限制性股票等激励方式，将核心骨干的利益与企业的长效价值创造深度捆绑。